黄平《“文本”与“人”的歧途 ——“新批评”与80年代“文学本体论”》（部分预览）
【事件回放】作为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流派，“新批评”于20世纪20年代肇始于英国，30年代形成于美国，四五十年代在美国文坛占据统治地位。一般而言，艾略特与瑞恰慈被视为这一流派的开拓者，重要成员包括美国批评家兰色姆、阿伦·退特、克林斯·布鲁克斯、罗伯特·潘·沃伦、威廉·K．维姆萨特、雷奈·韦勒克等人。“新批评”这一命名即来自于兰色姆出版于1941年的同名著作。此外，英国批评家燕卜荪、利维斯往往也被看做是重要成员之一。
尽管“新批评”各个成员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的理论主张大体一致。“新批评”不愿谈论作品的“内容”以及“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反对以往的“社会—历史批评”对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的过分重视，以及从读者心理出发的强调艺术感受的“印象式批评”，斥其为“意图谬误”与“感受谬误”。作为独特的形式主义理论流派，“新批评”持有强烈的“文本中心主义”态度，主张作品是一个客观的、自足的实体，将文学看做是一种特别的语言，推崇对作品的“细读”。50年代以后，“新批评”逐渐衰落，但是对作品的强调以及“细读”的批评方式，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理论流派。
就中国学界对“新批评”的接受来说，朱自清、卞之琳、袁可嘉等有过零星译介，燕卜荪于40年代还曾在西南联大任教。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处于支配地位，“新批评”长期以来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化逆流。“文革”结束后，学界对多年以来显得机械、教条的“反映论”感到不满，开始反思文学对现实社会政治层面的过分关注，以及对文学“本体”的长期忽视，“回到文学自身”和“文学自觉”等观念成为批评家们热衷的话题。在这样的语境中，“新批评”作为可以援引的重要理论资源被广泛译介，韦勒克、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中译本也于1984年11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带来巨大影响，直至今日依然被视为最权威的文论教材之一。借用“新批评”的理念，刘再复于1985年发表《文学研究思维空间的拓展》，强调文学研究的重心应当向“内部规律”转移，回复到文学自身。这一观念受到孙绍振、刘心武等人著文呼应，王蒙、单正平、吴元迈、刘大枫等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讨论“文学本体论”。秉持传统的“反映论”观念的学者，也先后发表批评文章予以回应。不过，这场“文学本体论”的论争很快归于寂灭，并非由于传统阵营的压力，而是刘再复这一时期发表的“主体论”理论惹起更大的论争，“本体论”的讨论成为“主体论”论争的序幕，渐渐被学界遗忘。
“如果有人问花是什么，我们回答说花是土壤，我们会遭到嘲笑，因为我们混淆了花和土壤最起码的区别……如果有人问酒是什么，我们回答说酒是粮食，我们也会遭到嘲笑，因为粮食不是酒，这个回答没有触及粮食如何能转化为酒的奥秘。” 孙绍振这段话发表于1985年，很形象地表达着批评界的焦虑——寻找“文学的本体”。
如评论家所总结的，当时的情景“像洪水倒灌，半生不熟甚至谁也不懂的新名词新术语更是狂轰滥炸” 。出于对“反映论”的不满，80年代不断掀起一拨拨的“理论热”，如失控的巨浪拍打着原有的堤坝。其中，在西方文论界显赫多年的“新批评”，“凭籍其强大冲击力充当了几乎所有西方形式主义文学理论涌入当代中国的先驱” 。当时的批评家们，曾经一度把“新批评”奉为圭臬，发起一轮又一轮冲锋。然而，过于匆匆的相逢，近乎误会的盟誓，意料之中地，一切又迅速归于寂落，风云变幻之际，我们熟知的“主体论”，迅速地占据了舞台的中心。
就这一段历史公案而言，笔者尝试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以“新批评”引发的“文学本体论”的论争为中心，分析80年代的批评界，对“新批评”是怎样“想象”而又如何“接受”的。在此基础上，笔者希望能够有效地切入“新潮文论”内部，分析“新批评”与“启蒙”文学观二者貌似亲密的表象下的紧张关系，以及“新潮文论”从“本体论”到“主体论”这一被遮蔽的演进逻辑。
一 “反映论”的衰落
回顾80年代语境的更迭，一个不可绕过的前提，就是被指认为“反映论” 的理论规范的衰落。而这一整套成规，构成了以“本体论”、“主体论”为代表的“新潮文论”确立“自身”的“他者”，“新潮文论”正是在对其不断的反思与批驳中，一步步浮出水面。
值得注意的是，“反映论”的衰落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当代文学史的描述中，似乎随着“文革”的崩溃，附着其上的文学成规自然土崩瓦解。然而，历史并不是如此简单地嬗变轮换，原有的文学成规并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而是首先尝试着基于语境的变动做出新的调整。
高层领导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指明了原有成规的调整方向：“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落实在文艺上，则是要求塑造出反映、实践“现代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
相关号召的具体落实，表现在“改革文学”的提出，以及对“现实主义”的强调。从当时的获奖题材可以看出，“改革文学”逐渐成为获奖作品中数量最多的题材，《乔厂长上任记》等作品广为流传。某种程度上，文学奖项是意识形态的风向标，毕竟，“建国后，文学创作的‘题材’一直是与作家的‘立场’、‘思想态度’、‘方向’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然而，“调整”往往难以避免左右犹疑的窘境，“就这一类作品而言，除了斗争的对象不再被命名为‘阶级敌人’外，主人公和‘50—70年代’的英雄人物并无多大区别。改革派与反改革派的较量，依然是色谱分布般的区分出敌我主帅将、副将、喽啰，把观念、政策两军对垒般地形象化、戏剧化，强调思想、道德的终极价值，说教色彩强烈” 。对“现实主义”的强调，更是引来了批评界的一片质疑。有的批评家颇为“大胆”地绕开当时领导人的号召，追本溯源地反思恩格斯关于何为“现实主义”的经典论述，批评其为“一种必须破除的公式”，认为文艺作品不管反映什么样的生活事件和生活环境，都可以是典型化的。 尽管这种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观点迅速遭到批判，但是既有的文学成规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受到冲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写真实”与文艺的真实性、现实主义能否反映本质……80年代前期的文艺学论争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从各个侧面对“反映论”此起彼伏的批判史。 这一切，为新的文学理论的出场，起到了开辟的作用。
既然“反映论”怎样调整，也不能放弃自身质的规定性，无法适应当时狂飙突进的批评界的要求，那么寻找“突破”与“发展”势必成为文学界的共识。如当时批评家期待的，“如果说在创作上，我国当前已出现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流派（就“流派”的宽泛意义而言），那么也完全可能出现中国式的本体论批评流派” 。刘心武就此有如下的总结：“新时期文学运动的发展，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态势：不但主要作家（其中主要是一批35岁左右的作家）以他们不同凡响的作品突破旧有的文学观念，构成了崭新的文学现象，而且，直接从理论上探讨文学观念的突破与发展，也已成了一桩不仅必要而且迫切的事。”
当时的论者探讨文学观念的突破与发展、构建“新潮文论”的矛头，很清楚地指向原来的“反映论”。他们文章的开篇，往往是充满挑战色彩的论战姿态：“不管现行的文艺理论体系讲了多少文艺的外部规律，讲了多少文艺的内部规律，但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内部规律。因而，我们不知道什么叫艺术。这难道不是一种公然的欺骗吗？” “即使决心一辈子坚持社会历史研究的人，也不能不注意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并对已有的观念和方法作某种程度的反省和吸收其中一部分有益的东西。”
与以往的论者把批判的范围小心地局限在“庸俗的社会学研究”相比，刘心武的观点更进一步，他认为，“不但庸俗社会学的研究和批评令人厌恶，就是不庸俗的单一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和标准，也是使人厌烦并窒息着文学的发展。我们亟需向文学内部即文学自身挺进，去探索文学内部的规律，或者换个说法，就是去探索文学的本性” 。“反映论”的衰落、对“文学本性”的呼唤——这一语境的更迭，使得进入“当代”以来一直被打压为“文化逆流”的“文学本体论”，迎来了新的契机。
二 回归“本体”
《文学评论》于1985年第4期推出的“我的文学观”专栏，往往被认为是“文学本体论”讨论的肇始。这一期鲁枢元、孙绍振、刘心武等发表多篇文章，不约而同地涉及了“把本体论作为一条自觉的思路” 。刘再复发表于同年第2期、第3期的《读书》上的一段话被频频引用，指出了当时“本体论”的理论方向：“我们过去的文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外部规律，即文学与经济基础以及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例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等，近年来研究的重心已转移到内部规律，即研究文学本身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联系，文学各个门类自身的结构方式和运动规律等等，总之，是回复到自身。”
对“本体论”的呼唤，援引的理论武器之一，就是70年代末重新被译介的“新批评”。尽管“新批评”在英美统治了研究界数十年之久，但是在大陆，除了三四十年代昙花一现外，一直处于被主流文论压制的状态，被批判为“从垄断资本的腐朽基础上产生并为之服务的文化逆流” 。80年代以来，随着语境的更迭，对“新批评”的译介活动逐渐展开，渐成气候。袁可嘉、杨周翰、赵毅衡、张隆溪等学者发表多篇重要论文，向学界介绍“新批评”的理论与方法。其中，赵毅衡的研究、介绍堪为代表，他于80年代中期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是国内研究“新批评”的第一本专著，资料翔实，见地深刻，影响极大，在“本体论”论争中成为各家援引的理论来源。如同评论者的总结：“在其他中国学者对新批评的译介、研究论著中，就全面、翔实、深刻而论，至今尚无出其右者。” 此外，他编选的《“新批评”文集》，自1988年出版以来，一直是学界了解“新批评”理论体系的首选资料（在宽泛的意义上，一系列在80年代炙手可热的译著，如《文学理论》、《中国现代小说史》等等，都可以纳入“新批评”的知识谱系）。
“新批评”的兴起与“本体论”的呼唤之间，维持着一种密切的互动。刘再复等人的文章，很明显地受到《文学理论》等著作的影响；同时，他们的倡导与呼唤进一步引发了“新批评”的热潮。恰如当时的评论家总结的，“英美‘新批评’派的文学本体论是我国文学理论最近几年来出现的文学本体论的来源之一，国内的文学本体论的呼唤者也自觉地向‘新批评’派寻觅理论武器” 。为什么在众多西方流派中“新批评”被选为“理论武器”？最直接的原因，或许是“新批评”与原来的批评范式最为抵牾，正如后来的论者对此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反映论的，这被认为与新批评的本体论主张截然对立。” 也就是说，“新批评”不在于“立”，而在于“破”，撕裂“反映论”的铁幕，为“新潮文论”的突围开辟道路。“反映论”阵营的批评家对此十分清醒，尽管他们带着可以想象的偏见，但是概括地不无道理：“文学本体论问题的提出，是某些论者进一步离异文艺反映论的需要”；“表现出某些论者的一种脱离社会现实的理论倾向”；“是某些论者对文学‘回复到自身’的响应。”在此基础上，论者不无刻薄地指出，这些文章“制造气氛、虚张声势”，没有什么建设性的理论建树，而仅仅是“一种明确的理论导向”。
颇为有趣的是，在“新潮文论”的阵营中，评论者的概括除了用语的褒贬不同之外，意思居然和对手十分相似。夏中义认为，和“纯粹”的理论建设相比，当时首先需要的是“清道夫”式的文论：“它的使命并不在于自我建树，而在于扰乱且动摇学界的既定秩序，以引起人们对传统权威的怀疑或蔑视。它们是清道夫。”
故而，“新批评”以及其所支撑的“本体论”的价值，不是凭借自身的理论体系来证明，而是需要通过对“反映论”的批判来实现。当时的评论文章很喜欢在各个方面比较“反映论”与“本体论”：“反映论与本体论的确代表了两种对立的文艺观。”在梳理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艺价值的标准等多个方面后，论者认定：“反映论注重文艺的认识作用，本体论则注重文艺的审美作用。” 由于“本体论”一直被认为是“新批评”一切批评理论的“逻辑起点”与“理论核心” ，故而“新批评派”受到了当时的评论家们热烈的赞美，被誉为“本世纪以来影响最大、历时最久、阵容最强和成就最高的一个批评流派” 。当时所想象的“本世纪”的“批评史”也颇为有趣，有的评论家认为，“与其说20世纪是一个批评的时代，不如说20世纪是一个以本体论批评为主调的时代” 。“新批评”在众多的理论流派中被想象成一个卓越的范导者，一个伟大的奠基人，其他的流派似乎仅仅是在“新批评”开拓的“金光大道”上胜利前进，“尽管在它之后，西方还涌现了诸如结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等批评流派，但这些批评流派在形式本体的意义上基本都是沿着‘新批评’奠定的研究方向向前发展” 。
“本体论”与“新批评”这一历史性的“合谋”，契合于程光炜的分析，“西方知识谱系为80年代中国学术提供的，不仅是用以表述自身状态的思想资源和知识表达方式，同时更是一个借重构‘西方’来重构本国‘学术文化’的理想化镜像” 。然而，在这一“重构”的过程之中，“新批评”理论本身的丰富、庞杂以及微妙的矛盾被压缩、化约、遮蔽。毕竟，“新批评”对“文本”自在自足的态度、推崇“细读”的批评方法等等与当时崇尚“启蒙”的氛围格格不入，而且“意图谬误”、“感受谬误”批判的指向，已然溢出了“反映论”的疆界——这一切注定了“新批评”与批评界的“亲密”关系是暂时的。
三 “启蒙”：新秩序
如果仔细甄别的话，就会发现，当时的批评家们热切呼唤的“本体论”，其实隐含着两个面向：批判“反映论”与回归“文学本性”。二者之间，并不构成由此及彼的逻辑关系，对“反映论”的批判，其归宿未必是“文学本性”。就此而言，“新批评”扮演的历史角色，更像是一位“同路人”，这一“理论武器”不是以自身的理论展开为目标，而只能作为“武器”服务于“新潮文论”的“历史任务”。回溯当年的“本体论论争”，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本体论”的终结，并不是因为“反映论”的打压，而是自身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本体论”指向“主体论”。如当时评论者的概括，“刘再复《论文学主体性》的推出，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文学本体论的呼唤突然失去嗓音，消歇下来” 。
正如后来的论者所发现的，“把视野扩大一点，我们会发现关于文学本体论的‘内外之争’实际上是其后关于刘再复主体论理论论争的序曲” 。梳理“主体论”的理论脉络以及周边文本，对本文而言是一个过于庞杂的任务。刘再复被反复引用的一段话，或可做一个简单的概括：文学主体论“不仅一般地承认文学是人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人的灵魂学，人的性格学，人的精神主体学”。也就是说，“在文学活动中……恢复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目的，为中心” 。以此返顾刘再复对文学“回归到自身”的呼唤，大致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刘再复念兹在兹的“内部规律/外部规律”的区别，其标准并不是“新批评”意义上的“文本”，而是充满了“80年代”意味的“人”，“内部/外部”相对于“人”这一“主体”而言。
毫无疑问，“文本”与“人”的不同标准之间，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理论紧张。颇为近似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一不无荒诞的逻辑，正是在共同批判“反映论”的前提下，双方才勉强扭合在一起。夏中义的一个调和的看法颇为有趣：“主体论与本体论分道扬镳，心却息息相通：即别瞧它们火气消退，似乎皆沉湎于书斋的恬静，其实它们已沉潜到方法、观念和学科领域，正同流行文论展开了深层次较量，亦即从学术上全面检验毛泽东文艺思想。” 不过，所谓“息息相通”，更接近于天真的一厢情愿，二者之间的张力，并不亚于与“反映论”的冲突。85年所提出的“文学本体论”，属于“以人为目的、为中心”的启蒙主义文学规划的一部分，其意义被限定于“清道夫”，“硝烟弥散之后，虽不见有宏伟的新论崛起，但世袭领地上的传统建筑已开始土崩瓦解” 。对“新批评”的援引，并不是为了“新批评”自身理论谱系的展开，而是作为“扫清道路”的“理论武器”，服务于一个更高的理论目标——“文学主体论”。正如当时的评论家盛赞的，“文学主体性理论”是“新时期十年文学理论的最高形态” 。“本体论”作为走向“最高形态”的一个阶段，终究要被扬弃和超越。
故而，当时的论者指出，其实存在两种“本体论”——“新批评”意义上的“本体论”和“主体论”意义上的“本体论”，当时被称为“形式本体论”和“生命本体论”。 在“主体论”这一启蒙主义的文学规划与历史图景里，后者是对前者的完善与超越。既然“人”才是真正的“本体”，那么“新批评”意义上的“本体论”也是一种“外部”的“本体论”，如当时的评论家宣布的，应当抛弃“把艺术等同于形式、文本、符号，即仅仅把艺术限制在‘文学的外部’的本体论” 。因此，“新批评”必然显得十分“狭义”，如刘再复批评的，“这派过于注重形式，显得精细有余而宏观不足” 。当时的评论家曾认为：“把艺术本体论等同于作品本体论，这是一种十分狭义的规定，它实质上将艺术本体论取消了……艺术的真正本体只能是人类主体。” 因此，“主体论”意义上的“本体论”，必然要求“首先是以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为出发点的本体论”。更直接地说，“只有抓住了人，才能真正抓到文学本体，抓住文学的根本。因为人不仅是宇宙的灵长，文化的造物，亦是文学艺术的太阳，是它的上帝” 。
和“本体论”的“狭义”相比，“主体论”走向“宏观”，抹平“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碍手碍脚的界线，旗帜鲜明地隶属于启蒙主义“反封建、反专制”的“人道主义”的伟大进军。诚如何西来的概括：“文学主体性是文学领域中人道主义的一个哲学化的提法。” 作为“人道主义”的“开路先锋”，“主体论”被当时的评论家赞誉为：“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最首要特征和意义，便是高扬了人道主义……民族精神和物质的现代文化，必然要与这被封建观念划定的理论禁区形成尖锐冲突。文学理论感应着民族时代的神经，率先地攻占下了这样的禁区，高扬起了人道主义的旗帜。”
毫不奇怪，和“新批评”相悖，“主体论”热烈拥抱“现实社会”，强调批评家的“使命感”，“现实社会对这一理论的需要便构成了最深刻的原因” 。正如当时的评论家的理解，“形式主义批评方法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充分发展之后的产物” 。“由于社会现实所面临的问题的不同，中国文艺理论始终不能局限在纯粹的艺术范畴中，而须承担社会使命。”
程文超在90年代初就此有一个清楚的概括：“作为批评家，他们要推动艺术变革，而推动艺术变革的最大潜台词是社会/历史变革，这是流动在他们血液中的‘使命意识’。”
由此，“主体论”与“本体论”或进一步说启蒙主义文学观与“新批评”在“人/文本”、“宏观/微观”、“社会使命/诗歌自身”等多个层面上密布分歧。对于彼此“知识立场”的分歧，“新批评”代表人物之一艾伦·退特在发表于40年代的《诗人对谁负责》里就点得明白：“他们也许相信其它一些什么未尝不可取的东西，但他们不相信诗歌本身。迫使诗人不作诗人，而去做某种政治思想的宣传家，这才是不负责任的。”
回到80年代的历史现场，赵毅衡当时已然注意到了彼此的分歧：“我们的文学理论往往不注意这个问题，几十年来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从一个极端摆到另一个极端就是明证。而且我们始终着重在创作论上讨论文学特征，不像新批评派那样从文学作品本身出发讨论文学特征。实际上，作者—作品—读者这文学三环节，从作者文学过程找文学特异性是最不可靠的。” 其间的关节点，正如赵毅衡在日后的访谈中谈到的，如果说“新批评”也有“启蒙”的任务，那也是“形式批评”的启蒙，“是从形式到形式，不是从形式到内容，更不是从内容到内容”，“形式批评的启蒙工作，对于中国文学界来说是十分必要和相当重要的”。 “形式批评”的启蒙，和刘再复等学者秉持的启蒙，毫无疑问是两条路径。从“本体论”到“主体论”的逻辑演进中，我们发现，隶属于启蒙的文学理念十分接近“文化革命”的思路，在各个学科中推崇哲学，迷信“思想/文化/精神”等一系列“宏大叙事”的巨大魔力。与“新批评”意义上的“本体论”相比，他们其实更接近“反映论”，是同一种思维方式的不同形式。就此问题，当时的评论家刘大枫的看法颇为尖锐：“如果说传统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弊端是侧重于一般哲学原理的演绎而对文艺文本的特殊性揭示得很不充分，那么，以对人类本体、人生本体的研究来代替或削弱对文艺本体的研究，就应当说是同一弊端的另一种形式，是对‘对象的性质’与‘本质力量的性质’的混淆。”
诚如程光炜对80年代两种“知识谱系”的梳理：对于启蒙主义语境中的“主体论”意义上的“本体论”而言，“文革”对社会、文化、经济造成的全面灾难和深重危机，成为这种知识谱系之建立的主要历史思想依据，“包含了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境遇的同情性的思考”；那么对于“新批评”意义上的“本体论”而言，“知识不仅仅是一种工具，不单为用于‘现实干预’的思想武器，而是内在人格培养的一种东西。上述表述，显然构成了对‘文革后’中国‘知识谱系’的批判性反思，与此同时意味着是对‘现代西方知识谱系’的另一种‘重构’。这种‘重构’的直接意义就是，使当代中国学术‘彻底’摆脱非学术因素的束缚和制约，从而使其获得‘纯粹’而‘自主’的地位” 。
然而，在80年代的“话语场”中，“思想”注定要压倒“学术”。喧嚣不安的潮流此起彼伏，具体到理论成果上，却令人遗憾地寥寥无几。如程文超所回顾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人们谈论了几年的英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法国结构主义，运用新理论、新方法从事着批评，但当人们回过头来‘清理战场’时却惊讶地发现，真正‘像’新批评或结构主义的文章寥寥无几——8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在对形式主义的追寻中逃遁了。中国批评家既无法把作家也无法把中国历史从文本里砍去，他们重视形式分析，却不可能把文本作为孤立的‘客体’” 。
启蒙主义文学观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的“秩序”：对于理论旅行而言，这是一处严厉的“海关”。经过一系列凸显、强化、压抑、遮蔽，形形色色的文本被打上了启蒙主义色彩的“印章”。80年代的语境里，某种程度上预设下了启蒙主义文学观的“暴力”：80年代的文学批评，充满着神谕般的规划、含混的宣告、迷醉的抒情、流放者归来的控诉、悲剧英雄的自我期许，过于发烫的理想以及激动不安的叛逆。“人”的旗帜高高飘扬，喑呜叱咤的年代，终究容不下一个“精致的瓮”。
【主编评点】如果检点80年代这十年的文学思潮，“反映论”的衰落和“新批评”的广泛运用恐怕是学术界最为重要的“理论转向”之一。作者发现，“新批评”与“文学主体论”、“文学本体论”的历史合谋很大程度是由于前者倾向于文学的“内部研究”，如文学的语言、形式、结构等，而后者对这些东西的强调，所基于的正是排斥“反映论”的立场。颇具新颖感的是，本文注意到“主体论”与“本体论”在接受“新批评”过程中的分歧和不同点，例如刘再复就曾批评“新批评”是“过于注重形式，显得精细有余而宏观不足”，这显然是因为他所采用的仍然是“社会批评”的“新启蒙”立场；但更年轻、激进的研究者相信，刘再复与“反映论”有着特殊的历史瓜葛，是必须弃绝的。当时陈燕谷、靳大成的“刘再复现象‘批判’”、刘晓波与李泽厚的“对话”，正是“新潮文论”内部矛盾得以暴露的突出例证。这种以“新批评”为话题来展现“新潮文论”阵营差异性的研究，在过去的研究中并不多见，而它所搭建的研究平台，有利于对深层问题的进一步展开。
自然，对“反映论”历史命运的检讨不是这次讨论的重点，它的复杂性，可能还远未为我们注意到。正如《先锋派理论》一书的作者彼得·比格尔所指出的，“反映论”文学对历史的“概括”能力，可能只有在反省了“先锋文学”的种种弊端之后才能够真正地意识到。它当然不是我们“过去”的那种“反映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