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与性别政治的变迁

有性别的文学——90年代女性话语的诗学实践

对于性别等级制度的批判立场和女性主体的自觉意识，是评判有无女性意识的基本标准。

90年代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方式：以写实的方法揭示现实和历史中的女性处境。

90年代女性作家许多都沿用了这一方法。她们以严格的现实主义理性逻辑，书写“真实”的社会情境，在对女性现实和历史“逻辑严密、情节切实”的描绘中，揭示女性在整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文化规范中遭受的压抑、屈辱、不适、尴尬和难以言明的骚动。这些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描写似乎与男性处于“同一地平线上”的当代女性情境，如殷慧芬的《欲望的舞蹈》《纪念》《横越》，迟子建的《东窗》《秧歌》，池莉的《紫陌红尘》，张欣的《绝非偶然》等；另一类则注目历史情境中的女人如何艰难地穿越“玫瑰门”，如方方的《何处是我家园》、徐坤的《女娲》、池莉的《凝眸》及《你是一条河》等。这些作品并不公开张扬其女性意识，似乎更为关注作品本身的严密性和写作对象的真实度，但恰恰是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准确性”构成了其性别批判内在力度的基础。

以一种“纯粹的女性表意方式”书写极具性别意味的文本，则成为90年代最为引人注目的女性写作方式。

作品回避或绕开规定性的社会现实情境，执著于个人化的女性体验，以极其投入的女性视点书写女性的“空白之页”。这种书写形态成为当代女性文学中完成了由文化批判到文学写作，由政治学批判到诗学建构的女性写作“范式”。

如果说前两种写作方式仍然采用了既有的文学规范，在模拟或盗用（挪用）男性性征系统的文学表达惯例，其女性意识表现在遵循“真实性”、典型性及小说规则的前提下，展示和暴露父权社会的裂隙和自相矛盾之处，那么第三种书写方式则更多地带有女性创造性实践的努力（林白、陈染、海男等的小说被当代文坛列为“先锋小说”）。这种写作不仅故意沉迷于传统文学规范“不屑”于表现的领域：个人体验和情感范围，而被许多批评者指认为“视野不开阔”，“生活面过窄，缺乏广度和变化”，而且在许多方面打破了传统文学表现的限制和“忌讳”：这些小说一反传统文学中女性的定型化形象而致力于展示女性丰富的生理、心理经验与精神感受、渴求。

将女性的空虚、茫然、空白体验全部指认为一个理想异性的缺失，而没有指向女性自身，导致女性忽视自我，将自身化为“我愿服从你”的空白符号。

正视女性的这种匮乏体验，以书写行为在空白处写上密密麻麻的女性感受，从女性自身寻求自足感，这正是陈染、林白等的写作最具“女权”意味的地方。

因为“说到底，毕竟是父权制而非女权主义在坚持给女人贴上情感型、直觉型和想象型的标签”。

刻意强调女性与男权社会的疏离，最终必会使女性将自己再度涂抹为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女巫，一个高贵而孤绝的他（她）者。正是女性作家这种激进姿态，潜在地迎合了商业操作中大众阅读的角色期待，因而其性政治的批判功能反而不如写实、戏拟写作方法的影响来得切实。

出于女性主义反叛立场而建构的表意文本，最终要么成为父权制的一部分，要么成为女性主义中无现实意义的“乌托邦”。

90年代“女性文学”与女作家出版物

学科化过程所必需的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学术资源的清理、学科规范的规划和设计等基本工作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展开。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快速地成为“文化象征资本”，被纳入学院生产轨道；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的性别观念并没有得到有效澄清，而是含混不清地在社会公共论域中迅速扩散、挪用或误用，使其文化实践搅为一潭“混水”。

论及“女性文学”在90年代的扩张，不可忽略的重要事件是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顺义县的召开。正是这次会议，为女性话语及女性文学提供了迅速敞开的社会舞台和集中宣传的契机。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则是女作家的创作实力，这是造成“女性热”的基本前提。

“女性文学热”形成的另一至为关键的因素，是文化市场的运作和大众传媒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世界妇女大会前后在中国形成的对女性和女性文学的普遍关注，是一种“媒体热”，是女作家及其文学在多种形式的媒体上反复出现而呈现出的社会中心化趋势。这种热潮主要并不是对“女性意识”或女性立场的深入讨论和广泛的社会宣传，而是媒体运作产生的社会化效果。在今天回顾这一重大社会/文化事件时，愈来愈清晰的一点是，传媒和文化市场运作在其中充当了关键角色。这一点从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出版业的全面介入可以清晰看出。这一热潮的直接结果，是将“女性文学”和女作家全面地推向社会前台，并在文化市场上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女作家出版物是“女性文学热”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因“女性文学热”而攫取了广阔的市场份额并获得了相应的市场前景。

70—80年代之交社会转型对于当代文学来说，一个重要的表征，是文学期刊、报纸、出版社等传播媒介的重要性在文坛的凸显。在50—60年代，决定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关键力量，是各级文联与作协机构，及其他文艺管理机构部门的文化官员、批评家和编辑，传媒仅仅是流通、宣传的渠道，并不具备自身的“主体性”。

书商的销售策略不再遮遮掩掩，而极具表演欲的年轻女作家确乎更符合“窥视欲望”中的女性形象。因而，大幅裸身照作为《上海宝贝》的封面，便因此成为成功的销售策略之一。它把“红罂粟”的做法推到了极致：“红罂粟”的特征在于使女作家影像大量出现于文集中，引起读者的观看欲望，但其创作和照片（或作家）本身还是分属不同的序列。而《上海宝贝》的做法则是，直接将小说与作家重合，即作家本人和小说文本无论在形象还是市场定位上，都引导读者把两者重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