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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我以交换生的身份到法国里昂第三大学（Université Jean Moulin Lyon 3）攻读学位。到达里昂当天，在从机场到市中心的路上，不但第一次见到了法国式的田园风光，也看到了历史悠久的城市街区，新鲜感让我颇感兴奋。让我感到最为新奇的，则是一路上到处张贴的张艺谋导演的电影《英雄》即将在当地上映的海报。那一年秋天，作为中外人文交流的创举，“中国文化年”在法国各地开启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展示中国文化的活动。历史悠久、人文气息浓厚的里昂，自古就在中法人文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然也就成为“中国文化年”活动的重镇。《英雄》这部电影也成为在里昂举办的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受法国观众喜爱。

在里昂安顿好、进入正常的学习轨道之后，我有更多的机会开始接触里昂当地的社会与文化，从而也更多地了解到当地长期存在的中国文化氛围。里昂悠久的丝绸文化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渊源，20世纪初落户里昂的中法大学，以及日益壮大的华人社区，均在不同层面上推动了中国文化元素在当地社会的积淀。对于今日里昂人而言，遍布城内及周边地区的中国餐馆、超市、商店等，早已成为一部分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便是在非专门售卖中国商品的商店里，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也无时无刻不向人们呈现着中国及其文化的在场。另外，越来越多的人因旅游、学习、工作等原因，有机会跟中国有更深入的接触，也带给当地社会更多有关中国的表述与印象。更为重要的是，当地还活跃着众多以中国文化为纽带而成立的社团组织，聚集了一大批喜爱中国文化的人，他们与中国文化的各种亲密接触成为文化中国在当地形象建构的重要凭借。

— 法国人文化想象中的“他者”建构 来自 张金岭 (Page 1 - 2)

基于在法国里昂的田野调查，本书探讨和研究的是法国人如何在文化层面上认知和理解中国。法国与中国的人文交流历史悠久，中国文化元素在里昂地方社会中的积淀也由于历史原因而十分深厚，并在当地形成了一种持续存在的中国文化氛围。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文化元素早已进入当地普通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也正是以此为经验来建构对中国的文化认知的。在此背景下，本书主要以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关注和分析当地法国人所从事的与中国相关的文化实践，试图研究他们是如何理解和认知中国文化的，或者说他们是如何以文化的方式来建构对中国的理解及其形象认知的。

— 法国人文化想象中的“他者”建构 来自 张金岭 (Page 1)

用人类学的方式研究有关“中国性”的文化想象和文化建构，是一种新的尝试。我认为，这样一种方式既可以使人们从个案材料中重新体会和认识文化，特别是带有想象性的认识和理解的交往对象如何被具体化、具象化，也有益于在充斥着某种对于国外的人们是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本质化地、笼统地叙述国外社会的研究读物大量存在的情况下，建立一种新的研究模式。

— 法国人文化想象中的“他者”建构 来自 张金岭 (Page 2)

做田野民族志研究，传统上是在一个小村庄里。到里昂这样的西方都市社会从事这样的研究，必然面对着一些新的挑战。其中最大的挑战应该说是来自田野民族志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参与者。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之间的联系照理说是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但这种连结性不仅不像滕尼斯所认定的“共同体”成员彼此间那么紧密，而且人们共同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地域，彼此不一定相互了解，甚至有可能是全然陌生的他者。因此，要有将整个民族志文本连接起来的契合点，这就要求对于人们之间交往和联系的“社会密度”有一种新的认识。在他的研究中，张金岭基于对法国人日常生活的观察，把研究对象聚焦于里昂当地以中国文化为纽带而“团结”起来的社会群体，他们来自各行各业、社会地位各不相同，却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网络中频繁互动。对这一社会群体的关注与跟踪，成为张金岭民族志调查的重要内容。

— 法国人文化想象中的“他者”建构 来自 张金岭 (Page 1 - 2)

这项研究是从十多年前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到法国里昂交换学习时的观察开始的。初到里昂的“文化震撼”坚定了他研究法国的学术兴趣与志向，而作为法国社会的一个“他者”，他对法国人如何建构中国文化或文化中国这一“他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将之定为自己博士学习期间的研究题目。于他而言，这也是深入了解法国社会的一种方式。

他在中央民族大学和里昂第三大学同时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习的人类学与文化研究专业分别为他提供了不同的学科视野、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作为他在中央民族大学的导师，我也曾经利用担任里昂第三大学访问教授的机会，到里昂指导他的田野调查。我当时除了承担人类学专业课程教学、担任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之外，还忝列中央民族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院长之职，张金岭的博士论文研究作为中央民族大学与欧洲学术机构合作开展研究的重要尝试之一，也是我的一项工作任务。

— 法国人文化想象中的“他者”建构 来自 张金岭 (Page 1)

张金岭的这本新著是他多年田野调查和实地观察的结果。与很多读者所看到的宏观性的外国研究著作不同，此书是基于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完成的一项经验研究的成果。

— 法国人文化想象中的“他者”建构 来自 张金岭 (Page 1)

另一方面，与赵树理、周立波、贺敬之、郭小川等解放区作家不同，丁玲仍旧是一个有着较为明显的“五四”印记的作家。延安时期的《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等小说、杂文，曾使她在革命政权内部遭到批判，并成为此后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但也正是这些文章，表明丁玲的“五四血统”并未完全消失，或从相反的角度，表明丁玲在接受毛泽东文艺思想改造过程中留下的曲折印迹。丁玲对于文艺新方向的接受有着自发的强烈的革命热情作为基础，有长时间的“自我战斗的痛苦”（丁玲：《〈陕北风光〉校后感》，收入《丁玲选集》卷三，第742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经验，并把这种生活实践的经验转化为了文学作品

— 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 来自 Guimei He (Page 206)

对于大多数1949年前就已经确立起自己艺术个性的作家来说，进入“当代”就意味着如何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新方向实践到创作当中去，1949年仅仅是这一实践的开始。但丁玲从1936年进入共产党边区开始，便已经开始了这一转折过程，并通过延安时期的生活经验和战地宣传经验、内战时期的土改运动经验，逐渐把这种新方向内在化为个体的精神组成部分，并实践在文学创作当中。可以说，现代作家当中，最成功地适应了这一思想改造过程的作家之一，便是丁玲。这或许主要因为丁玲思想改造的过程是如此漫长的缘故。在这样的意义上，丁玲成为一个特殊的范例，在跨出旧有的文学个性之后，她成功地创作出了适应新方向需要的作品。

— 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 来自 Guimei He (Page 206)